今年5月，姚林决定将与深圳红会之间的纠葛摆上桌面。

　　姚林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以下简称OPO)的工作人员。在他下定决心说出这件事时，这家医院与深圳红会在器官捐献方面的合作，已进入“霜冻期”。

　　已经几个月，姚林没有从深圳红会那儿得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信息。“不再提供信息，可能和我们医院不捐款有关。”姚林说，深圳红会凭借所掌握的潜在捐献者信息，要求医院捐款。但让姚林不满意的是，“这笔捐款用途的明细，深圳红会从未公开过。”

　　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已3年有余。如今，捐献率不足百万分之一，捐献器官是一种稀缺资源。

　　王海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研究主任，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总设计师。他关注着社会各方力量对器官资源的争夺。5月11日，在深圳召开的首届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会议上，他说，一旦有潜在供体(即器官捐赠者)之争，就会令器官这种挽救生命的稀缺资源待价而沽。还有专家认为，一旦有了掌控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黑洞”。

　　器官因缺而贵

　　每年1/30的病人能获得器官完成移植；如肝脏的移植费在一些地方约四五十万元

　　深圳最早开展了器官捐献试点。高敏现在的工作就和器官捐献有关。她是深圳红会聘请的器官协调员，平日会去医院宣传器官捐献，并和潜在捐赠者家属商谈相关捐赠事宜，包括经济救助。

　　如今在深圳红会有器官协调员3名，他们掌握着广东大量的潜在供体信息。这些信息在中国成为一项极为稀缺的资源。目前，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每年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

　　一起移植手术，医院会收取高昂的费用。去年，广州中山一院一名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告诉记者，他的整个医疗费用为100多万元。各地的移植费用不尽相同。在南京，每例肝移植，费用为十几万元，但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四五十万元。

　　很多医院的OPO非常希望从深圳红会处得到潜在供体信息。一位专家表示，以肾移植为例，每一个肾源有几百人在轮候。哪家医院的OPO能得到捐赠信息，就可以优先在本院轮候的病人里消化掉。

　　高敏获得捐赠信息后，一般会通知广州中山一院的OPO。不过高敏坦言，选择将捐 赠 信 息 给 哪 家OPO，有合作习惯问题，但主要取决于“深圳红会和广东省红会的决定”。

　　深圳红会另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植瑞能也表示，在他开展工作的宝安区和光明城，如果发现潜在捐献案例，会通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这是红会领导的指令”。

　　一例器官捐10万？

　　广州一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提供捐献者信息有价格标准，且用途不公开；深圳红会否认

　　早在2009年，孤身探索“器官捐献”的深圳红十字会，就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开始合作。但到了今年5月下旬，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与深圳红会的合作关系可能会中断。该院一名人士说，与他们医院合作的器官协调员，转告了深圳红会的意思，以后可能不会提供捐赠者信息了。

　　而在5月11日，该院OPO的主任霍枫教授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他们计划每半年或一年向深圳红十字会捐赠款项，用于器官捐献者身后贫困家庭的救助。

　　该医院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深圳红会要求医院捐钱的理由是，要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

　　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曾告诉记者，他们2004年设立了一个针对住院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目前主要是从这部分资金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器官捐献的医疗救助。

　　广州一家移植医院的OPO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有具体的价格标准，平均每一例完成器官获取的捐献为10万元。“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

　　由于救助资金使用不透明，医学界一些人士认为，红会持潜在供体(捐献者)资源，人为干预捐献器官流向，并有为自己牟利之嫌。

　　近日，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否认了平均捐款10万的说法。她没有向记者透露要求捐款的具体数字。但她表示对于捐献者的医疗(欠费)救助，主要依靠移植医院的捐款。

　　对于捐款并不公开的质疑，赵丽珍表示，捐款的具体收支情况，包括工作经费，没必要对社会公众公开。

　　“收了捐款没人做事”

　　南京红会被指收取捐款但不积极宣传器官捐献；南京红会表示捐赠者少

　　由社会环境而定

　　江苏也存在地方红会让医院认捐。业内一名医生说，一例器官捐献成功，接受器官移植医院会向地方红会捐赠 5万元左右，作为捐献者身后的人道救助资金。但有医生表示，江苏情况和深圳不同的是，首先是医院自己去发现潜在供体，家属明确有捐赠意愿后，再通知红会来签署知情同意书等。

　　江苏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医生邵文雨说，中国在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时，规定引入红会作第三方机构，这是为了杜绝器官捐献沦为交易，让红会承担器官捐献登记和见证等职能。

　　邵文雨认可红会收取捐赠款，但他不认可的是，红会拿了捐款，却几乎没做事。“从没在居民区或闹市区，看到江苏红会的工作人员宣传器官捐献”。

　　对于医生们的说法，南京红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主任刘文华不认同。“器官捐献工作刚起步，财政没有投入，红会也拿不出这笔钱，只有跟移植医院商量，他们做器官移植手术也是赚钱的”，刘文华强调，每个捐献者救助金额有很大不同。

　　此外，刘文华否认红会只募捐不做事的说法，他说，“现在捐献者少是社会环境决定的”。

　　电脑分配挑战潜规则

　　为改变以权钱获取器官的潜规则；卫生部研发计算机分配系统；但2/3器官仍在系统外分配

　　在器官源稀缺的当下，由于分配环节上存在人为干预，就容易产生灰色的利益交换，而事实上，相关乱象也时有发生。

　　为解决这些乱象，2009年，卫生部委托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研发一套自动分配器官的计算机系统，这套系统要求医院OPO在获取器官后，将器官的相关信息输入电脑。随后系统会根据一定原则进行分配。

　　该系统已投入运行2年，但它并没发挥人们所预想的作用。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全国完成器官捐献总数2250个。而深圳OPO会议上的报告显示，只有约1/3的捐献进入自动分配系统。

　　由于国家没有出台强制性规章，要求器官均由该系统分配，所以很多器官信息没有被输入系统。

　　据江苏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一名医生介绍，器官捐献试点至今，江苏省实施的器官捐献，基本不是由计算机自动分配，而是由江苏省卫生厅来协调分配。

　　据悉，山东省内的捐献器官，则是由省红会统一分配。山东省红会负责器官捐献工作的杨广宁曾向媒体介绍，这些捐献者的器官均遵从之前制定的“三原则”：谁先发现谁先获取；就近原则；顺序原则。

　　来自国家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的消息显示，目前有70多家医院的OPO，使用了分配系统。但即便使用该系统的医院，也可能存在人为干预分配的情况。一般当器官出现变故，无法移植，医院可以强行终止分配。还存在一种可能是，医院出现病人需要这枚肾脏，便终止了电脑分配。

　　据了解，卫生部于2012年就在拟定文件，计划在全国的器官移植医院中，强制执行“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然而，近一年过去，这份文件却迟迟没有出台，区域OPO的建立、运行，也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规范运行规则

　　高新谱说，今后将制定、规范器官获取组织的运行规则，推动OPO从医院脱离出来，和移植团队分离并相互监督

　　上个月，在优酷网上，一个“江西省器官捐献与分配平台”的视频，引起业内人士关注。

　　这是一个不同于卫生部设计的器官分配平台。一名业内人士说，优酷视频应是红会在招标器官分配系统的方案及系统演示。系统下设有志愿者登记、捐献者登记、等待者登记、器官匹配四个分系统，明显试图复制现已运转两年的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刘维新否认视频中的分配平台已经在江西省红会建立或使用。

　　刘维新承认，他们也在制定国家的器官捐献相关政策，包括即将要出台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器官捐献救助办法”，未来也包括公平分配捐献器官的政策。“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既不代表红会，也不代表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而是代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刘维新说。

　　高新谱是该中心业务部副部长。他不认为地方红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存在人为干预破坏分配的情况。他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避免利益冲突，隶属于器官捐献管理部门管理的协调员，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作为第三方的见证作用不可替代。此外，今后将参考国际经验制定、规范器官获取组织的运行规则，逐步推动OPO从移植医院脱离出来，和移植团队分离并相互监督。

　　高新谱进一步说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近期将进行全国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培训及资格认定工作，此外，在卫生计生委委托下承建的“国家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已取得重大进展，近期将开通公众线上报名功能。 据《新京报》